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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情怀:国共南岳合办游干班孕育游击骨干

2016-07-11 11:26 作者:陈海燕 来源:中国衡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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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游干班旧址

  本网讯 见习记者陈海燕报道 白龙潭上方的圣经学校,曾经国共两党合办游干班的教学基地,如今破壁残垣,荒草丛生,只是墙上用红笔描写的毛主席等依稀可见红色字迹的标语仿佛印证着曾经的历史,见证着国共两党在这里学习时的热闹与融洽。 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只有两次军事合作。第一次是1925年5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共同创办了黄埔军校,第二次则是1939年2月在湖南共同创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培育抗日军事人才的摇篮。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任团长入驻南岳桔盈圃。

  国共南岳合办游干班

  1937年底,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在武汉达成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同年,于武汉创立珞珈山游击干部训练班,仅办一期就停办了。1938年10月22日,武汉失守前夕,蒋介石主持召开华中地区的高级将领会,朱德在会上提出抗日进入相持阶段要发展敌后游击战,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并被当即接受。

  游击干部训练班最初选址长沙,因“文夕”大火,房屋被毁,难以承办,多番考虑,最后定址南岳,并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后易名“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干班正式开学,并于24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三期共招收学员3035人,学员涉及各战区调训的军官、抗日宣传队队员、谍报班学员、现役军官、党政官员、国民当局保送的工作人员和青年学生以及各地的高中毕业生等。南岳游干班本部当时设在白龙潭上方的圣经学校,由于学员众多,山下的岳云中学、大庙长廊厢房、西街口外的何键公馆等处当时也都住满了学员,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就设在南岳镇西街口外一栋叫做“桔盈圃”的庄园内。

  南岳游干班的教育训练实行精神、整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整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苏联顾问季维诺夫、日本共产党人、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鹿地亘等为学员讲课,时为越共领袖的胡志明为摆脱越南反动当局的抓捕化名胡光,以少校台员身份在游干班的新闻台担任译员。中共教官叶剑英、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伯崇、薛子正主要负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课程的教学训练。国民党教官主要讲授“三民主义”等政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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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4月10日南岳干部训练班时合影

  中共代表团教学方式赢得学员的高度认可

  每周游干班都会举行游击战术实习,在衡山火车站、师古桥畔、茶恩寺旁,无论山地还是平原到处都活跃着游干班教官与学员的身影,他们实地演习对敌的袭击战斗、伏击战斗、骚扰战斗、自卫退却、防御警戒、侦察与搜索等。

  叶剑英讲授游击战时,特别强调军民团结,用鱼和水的比喻说明开展游击战争必须紧密依靠群众,在敌后作战也时刻脱离不了群众,为让学员切身感受军民的鱼水关系,叶剑英在课程表上专门安排“民运工作日”,让学员参加民众工作的实地训练。时任国际新闻社记者高咏这样描述:“民运工作使南岳附近各村庄变得活跃起来。”

  1939年5月上旬,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夕,叶剑英组织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军事演习,演习地点是南岳近郊,演习部队通过南岳附近村庄时,许多老太太烧了大壶的开水在路上慰劳作战将士,演习部队从祝融峰归来,民众知道是他们的凯旋,长挂鞭炮在各村庄燃放,表示民众内心的欢慰和希望。

  同时,叶剑英和中共教官的言传身教,在游干班学员中产生强烈反响,许多调训的国民党军官对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日益增进亲近感。

  为动员全民抗日,叶剑英注重发挥文艺宣传的鼓动和激励作用,南岳游干班开学不久,时任游干班讲师且主管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文艺宣传的第6处处长田汉,率领抗敌演剧8队和电影1队离开湘北前线,专程来南岳宣传演出,每到一处,群众都不辞路远前去观看。

  1939年4月18日,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专程来南岳游干班检查工作,并在桔盈圃看望了叶剑英和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专门给全体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战略与攻略问题》的演讲。

  曾经的桔园现已是高楼林立,中共代表团居住的桔盈圃早已不复存在,现今所见的是庄园的后人在此建的现代高楼,只不过用的还是“桔盈圃”的名字。

  国共关系日益变冷中共代表团撤离南岳

  1939年4月23日,叶剑英总结前段工作,写出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详细汇报了南岳游干班的准备工作及组织活动的具体情况,其中描述国民党方面开办游干班的动机包含两方面,一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包含着控制敌后游击战以限制共产党领导之敌后游击战的企图。

  周恩来根据在南岳游干班视察的情况,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国民党的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

  1939年6月15日,南岳游干班第二期开学,李涛接任中共代表团团长,面对国共关系日益变冷,他对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反复强调说:“叶参座不在,我们一定要善于自处,善于应付环境的变化,经受起考验。”

  1939年9月20日,南岳游干班第二期学员毕业,国民党当局在训练班里增设国民党特别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并增设了“国民精神教育总动员”的教育内容,排斥、限制共产党的行为日益增多和表面化,为此,李涛专程到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情况,请示是否还继续参加游干班的工作,中共中央估计两党虽有矛盾和摩擦,但蒋介石不会丢弃抗日的旗帜,国共两党关系尚不至于迅速彻底破裂,因而李涛率工作人员仍回南岳,继续参加第三期游干班的工作。

  1940年3月,第三期游干班结束,至此,中共代表团在南岳的使命也结束,李涛率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撤出游干班,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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