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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的岁月 我的不懈的追求 |
| 唐存正 发表于：2008-4-2 11:27:13 |
衡山北麓，涓水之滨，离“白果女子闹祠堂”发生地的不远处，有一座清末民初享有盛名的三吉堂。那就是同治年间，我曾祖振威将军得湘军统帅曾国藩保奏朝廷，以侍奉母疾为由，激流勇退，衣锦还乡营造的宅第。它面对气势雄伟的龙形山，滔滔东去的涓水河，可谓山青水秀，气候宜人之宝地；它与双峰荷叶毗邻，紧挨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当今，又以一代女魂唐群英——“女魂故里”而著称于世，遐尔闻名，游人如织。这便是我可爱的故乡新桥黄泥村。
苦难童年
1932年猴年出生的我，就注定是不安宁的。打我开始懂事，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因工作转移，我随他离开北平，奔赴南京。从此，一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时湖南、湖北，时广东、广西，走过不少中小城市，可没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读过一年书。我的童年是不幸的，连初中都没有读完。
父亲唐遂九，早年就读燕京大学，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当过华北日报、中山日报、大光报、正中日报和大同半月刊的编辑、主任编辑和总编辑，可以说是个老报人。一度失业也任过中学教员。接近解放时，当上了国民政府的中央社会部救济司专员。
1943年秋天，是我难忘的一个特殊的季节。那年，我正在耒阳上高小，眼看日本鬼子进逼湘南，人们都急着四处逃命，我们这个七口的小家，也在夺路逃生。当时，弟妹还小，行走不便，只好由母亲带着他们和舅父胡仲业一家留在耒阳。十一岁那年我随父亲到广东韶关，第一次痛苦地离开了母亲。在一年多的日日夜夜，我一次又一次在梦中哭醒，思念着慈母的情怀。
所幸的是，到广州不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胡明表哥。他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这时，他已秘密地加人了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以后成了一名地下党员。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和父亲一道潜回耒阳，暗访到舅父的下落，把母亲营救出沦陷区，脱离虎口，来到郴州，陷人了难民的流浪生活。在郴州这个盛行“打摆子”的地方，要不是当地老百姓传授秘方，母亲还险些病丧黄泉。那期间，我的一个只有十多岁的表姐惨遭日寇奸污；我年幼的明弟多次被日兵抓去当挑夫；我的大舅还险些遭到杀害；我的另一个小弟因无药医治而夭折……这一件件一桩桩遭遇，使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1945年9月，我们一家正在郴州一个叫小溪横龙的山沟里，城里传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满以为从此我就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了，可多难的我，却又遭不幸，祖母病故，父母吵着离婚。比较懂事的我，为母亲不平。母亲胡卫真，出身北京一个清贫的书香人家，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毒害，没有进过洋学堂，只读了一些古书。她为人心地善良，勤劳俭朴，只会相夫教子，不善社交应酬，与当报社老总的父亲，有许多地方合不来。他们长期失和，但因早年我们兄弟还小，又碍于祖母的威严，就凑合着过了下来。祖母病逝，父亲便无所顾忌，这回他们真的要分手了。我当时只有十四岁，说什么也要跟母亲。因为我和母亲有着不一般的特殊感情。听舅舅、姨妈讲过，我很小就特别聪明，听能背诵，过目不忘，思维敏捷，凡事能举一反三。谁知一场“猩红热”，持续高烧不退，使我的大脑受到严重伤害，记忆力差了，反应也迟钝了，失去了往常的聪敏，几乎成了呆儿。母亲悉心照料，又经常给我讲孟母择邻、岳母刺字以及“三国”、“水浒”中的各类人物的故事，开导、启示我，才使我大脑惭惭得到恢复。尤其是母亲经常提到的“笨鸟先飞”这句话，促使我自小养成好胜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领悟到母亲是在教我如何择友、如何报国和如何做人的良苦用心。母亲在我身上倾注着伟大的母爱，我不能离开母亲。母亲虽称得上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但却不具备在社会谋业的条件，只能从事缝纫工作。在旧社会，一个从事简单手工劳动的人，要想养活自己和一个孩子，难啊！母亲劝我跟父亲，她不是不爱我，而是怕误了我读书耽误前程。可我决心已定，说什么也不跟父亲。最后，母亲无奈地说了一句：“要跟我，就得为我争气，不能让你爸爸日后讲闲话”。我应承了。“争气”二字，我深深印入脑海，终生不忘。我立志要为母亲争气，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在十舅父、大姨妈的接济下，母亲艰难地供我读了一年初中，十六岁那年我就失学了。
卫国参军
东方飞霞，大地来春，新中国成立了。
1950年夏末，中国人民解放军衡山县大队派小分队进村了。在解放军的启发帮助下，母亲当上了黄泥村第一任妇女主任。她带领全村妇女，闹翻身，争平等，干得热火朝天。不久，我也当了儿童团长，协助解放军四处捉拿逃亡反动份子。这年冬天，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母亲带头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动员我第一个报名参军。抱着保家卫国的志愿，我雄纠纠、气昂昂地加人了志愿军行列。没想到经过口试体检以后，十二区中队的孙珍指导员，却“偏心”地把我留在身边，当了中队的见习文书。在他的关怀培养下，我的革命热情很高，工作学习样样不甘落后，在一次短期军事练兵中，我获得“优等射手”称号，中队文书工作，还不时得到大队部的通报表扬。听党话，做人民的好战士，成了我的自觉行动。当抗美援朝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党号召大批解放军战士，转业回乡生产待命。生性听话的我，二话没说，愉快地回到家乡，和谢凤英等几个农户，组织了本村的第一个农业互助组，还荣幸地担任本村的民兵中队文书，积极参加农业劳动，热情参加民兵集训。
不久，被区武装部推荐，我参加了衡山县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我高兴地走上教师岗位。一位叫罗巽谦的朋友，赠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爱不释手，书中主人公的英雄事迹在深深地激励着我，特别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己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句名言，时刻在鞭策我，不能碌碌无为而虚度年华。那时，尽管我文化水平很低，但上每一节课之前，我都认真备课。学区辅导员给我的评价是：“热情可贵，精神可嘉。”工作还没人门，一纸调令把我转到湘华炼铁厂当了徒工。这个刚从资本家手里接过来的重工业厂子，那时还没搞民主改革，对入厂的人选，特别强调政治可靠这一条。一位叫陈青的战友，是个青年团员，先分配在这个厂子当徒工。他的左手在抗美援朝中受过伤，体力劳动有困难，要求调换工作。县武装部决定让我俩互换岗位，就这样，我由小学教师换到这个国营小厂当了高炉学徒工。当学徒，什么杂活累活都得干，一天下来，还真是弄得肩痛背酸。我从小没干过体力活，由脑力劳动转到体力劳动，起初，还真有点吃不消。可是，当我想到武装部赵干事在我进厂前的那段谈话：“钢铁工业是国家的命脉，让你到这个厂子去学技术，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一定要起好转业军人的骨干带头作用……”于是，我鼓起勇气，硬撑着往下干。我在这个厂子，一干就是五年，由学徒工到初步掌握炉前操作的炉前工，又由炉前工到一名科室管理干部，人了团，当了团支部书记和基层工会的宣传委员，还被吸收参加非党积极分子培训，使我明确了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坚定了对党的信念；许多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和光辉形象激励我下定了加人这个光荣队伍的决心。我庄严地递上了第一份人党申请书。那时候，我真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还光荣地评上优秀团员，出席了湖南省第一次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57年，我在湖南省统计干校学习归来不久，衡阳地委工交部把我调到衡阳行署工业局。当时，我很矛盾，一方面感激组织对自己的信任，荣调领导机关；另一方面又舍不得已经工作多年的厂子，在哪里我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想在哪里把组织问题解决。党小组长陈连生，看出了我的心思，鼓励我服从安排。他说：“党的大门哪里也是敞开的，组织会把你在厂里的表现介绍给机关，安心去吧，继续努力不要灰心……”临别时，还特地赠我几个字：“耐心等待，积极争取”。我悟出了这八个字的份量，是啊！我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在阶级斗争年代，是很看重这一条的，尤其是我又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考验的时间，自然是要长一些。
坦诚做人，勤恳办事，是母亲对我的教诲，我时刻牢记心中。从加人革命队伍那天起，我一直很勤奋。回想在工厂的五年生活，政治上，我的进步不算快，我入党的愿望未能实现，可我无怨无悔，我已尽了自己的努力。经济上，我在全厂职工中，加工资是最快的，1956年的那次工资改革，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就晋升为行政21级，我很知足。
大炼钢铁
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席卷神州。我虽然在湘华炼铁厂当过时间不长的炉前工，但此时却格外受宠。地委主管工业的赵企贤副书记，不知从那里打听到我是从炼铁厂调来的，竟然破格地单独约见我这个一般干部，想听听我对炼铁的意见。其实，我对练铁技术懂得很少，就坦然相告，赵副书记反以为我是谦虚，竟把我视为技术人才。
不久，地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奔赴各地组织钢铁大会战，我和一位姓资的组长分在祁阳片，他把我当成“专家”，真让我哭笑不得。当时群众中迸发出来的那股冲天的干劲，令人深受感动和鼓舞，几天下来，小土炉群成片建成，砍树烧炭、挖矿砂、砸铁锅，搞得红红火火。我这个“专家”当然就更忙了，无论白天黑夜，哪里炉子有问题，都得去“会诊”处理，有“请”必到，但我心里却很作难。这时候，我倒是想起在涟源钢铁厂担任高炉工长的弟弟，如果他能抽上几天到这来指导指导，倒是大有好处，比我要顶用得多。要说“专家”嘛！他还真称得上是炼铁里手，多年的炉前操作，他练就了一身过硬功夫，是厂里有名的“炼铁状元”，排除高炉生产故障的能手。而我哪是什么“专家”，又哪懂什么“会诊”！硬是拉着黄牛当马骑呵！有时碰巧也流出了铁水，但那绝不是我的功劳。县里上报土钢产量，却几天翻一番，其实不少炉子是只见矿砂、碎铁进炉，不见铁水流出。即便如此，组长对我的工作，还是挺满意的，那些农民兄弟对我尤为“尊敬”。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地委成立钢铁指挥部，从各工作组中挑选精兵强将到钢铁指挥部工作，我被选入，感到很荣幸。具体工作是和肖绍斌、老曾、小何搞资料综合，每天定时向指挥部领导报送进度。分配我的任务虽然繁重，因为我在厂里搞过统计，这倒使我感到比较顺手。电话采集各县钢、铁、煤、焦四大指标的数字，然后综合汇总，用钢板刻印出来，天天如此，按常规行事。因为我刻钢板的字写得比较好，又很少出差错，所以还常常受到表扬，我自己也比较满意。在当时作为我这么一个非党干部，能经常接触地委领导，感到是组织对自己的高度信任，所以，干起工作，也就特有劲头。
那时的钢铁会战，几天放一次“卫星”，谁都想争“先进”。有件事，使我很为难。一天，我把刻印好的日进度表送给一位领导，他问我：“小唐，前两天，地委开了钢铁生产调度电话会，大家的干劲更足了，怎么产量还没有上来？”接着又说：“你给我再查查。我看产量不只这么多。”这位领导，有点好大喜功，大家都很明白，只是心照不宣。其实，他是想把数字加大一点，可又不好明说，而只好让我“再查查”。我学过统计学，数字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人为地去随意加减。我把数字又核了一遍，没有错误，但只好答应“再查查”。我便以指挥部领导的名义，又逐个县与主管领导通电话再核对一遍。又有那么几次，在上报库存数字时，还是这位领导暗示我“小唐，燃料（指煤、焦）消耗这么大，怎会还有这大的库存？其实我心里明白，他是怕省里把报这么多的库存调走，又要我“再查查”。我只好用老办法，再去普遍通一次电话……
建设三线
1966年爆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触动着每个人的心灵。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顿时贴满雁城的大街小巷，说是毛主席写的。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毛主席怎么会炮打自己的司令部呢？！又有许多怪现象，使我迷惑不解而陷人深深的沉思。还没容我有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就以“小邓拓”被关进了“毒蛇洞”，接受审查，等待批判。一时间，“剥开画皮，看唐存正是什么货色”、“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唐存正揪出来”，“把埋藏很深的定时炸弹唐存正挖出来”等等，什么“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一贯假积极想混人党内夺权……”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几个月前，在局机关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提名会上，我还得到不少赞成票，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了呢？尤其是一张所谓剥画皮的漫画，把我家画得十分离奇，一个手持拐杖、身着长袍马褂的老人拍着肩膀对我说：先打人部队掌握军权，再混人党内夺取党权……。这简直太离谱了，我参军时既没有祖父，也没有父亲在身边，那来的老人叮嘱，只好付之一笑。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前十多年我虽有幸没当过“运动员”，却也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锻炼。每逢运动开始，难免有点过头，但最终总会实事求是下结论。对此，我坚信不疑。毛主席有条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暗自在心里还加了一条，我更应当相信自己。所以，“关”起来我并不害怕，也并无多大抵触情绪，因为我自己也认为需要继续改造思想，触触灵魂。后来，造反派还勒令要我交出“反动日记”，这倒使我暗中自喜，好让你们看看这些学习心得和生活纪实，让你们了解我到底是什么“货色”。还真要感谢这些造反先生，查遍我几年的日记压根也没有找出什么“反动”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关在“洞”里这段时间，倒使我有机会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还看了好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使我增加了不少理论知识。正准备对我这个局里二号人物批判时，中央提出纠正资反路线，我这个“受害者”被平反了，我这条“毒蛇”被放生了。局领导赔礼道歉，又销毁所整黑材料，给我恢复人身自由。我又一次感谢毛主席解救了我，便积极投人抓革命促生产之中。我无权抓革命，只有扎扎实实促生产，尽力干好本职的业务工作，坚持参加局里的斗批改，不搞社会串联，成为既不积极“造反”，也不配“保皇”的“消遥派”。
文化革命后期，我被宣布“下放劳动”，插队衡山长安公社神冲大队。劳动加搞宣传队干了将近一年半。1970年9月14日，接衡山县革命委员会通知，决定抽我参加三线建设。据说从下放干部中抽调支援三线建设，是经过一番认真挑选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抓紧办好在新园三队的收尾工作，赶到修建湘黔、技柳铁路大会战学习班参加学习。在学习班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抓紧三线建设的最新指示，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决心为修好这条战备路作贡献。我们湖南境内，总任务为1074公里，其中土石方1.22亿方，隧道354处156公里，桥梁501座42公里，涵洞3313处，车站109个。那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要在两年内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全靠组织民兵大兵团作战。我能亲身参加这场战斗，感到自豪和光荣，把这看成是对自己锻炼的一次“极好机会”。可是妻子秋莲却为我耽心，因那时我刚病愈不久，身体状况还不很好，怕我过不了那更加艰苦的生活。我顾不得这么多了，按毛主席的教导“有困难，要克服”。于10月18日正式上路，经过四天的旅途周折，才到达淑浦大江口岩坪大队。指挥部有意把我派到四营三连当连长。这可把我难住了，那时特别注重领导的政治面貌，尤其是基层，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所以，配备连队首长一般是挑选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公社、大队的党员干部担任，而我既没基层工作经验，尤其又不是党员，感到不好开展工作而执意推辞。胡营长开始以为我嫌官小（我的级别都比他们高），就和我谈心：“全县30多个民兵连，唯独你一个是非党连长，可见组织对你是很信任的。”可信任归信任，全面工作不便抓呵！我提出当副手，要求派个党员当连长，保证干好分管一线的工作。这回，他才真的理解了我的心思。没想到几天之后，县指政治部下达命令，还是任命我当连长。看来，不能再讲价钱了，只好横下一条心接受任务。我主动和郑秋发指导员促膝谈心，好让他了解自己。心想：你对我信得过，我就主动点、多干点；信不过，你怎么说，我怎么干。连队上不去，有党支部顶着，我是非党干部，没多大责任。这位指导员为人坦诚憨厚，是一位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党支部书记，他为我的真诚所感动。他说：“唐连长能把自己的全部情况与我交谈，说明真和我们贫下中农一条心。出身不由己，你就放心干吧！”又说：“你是工作多年的国家干部，能力比我强，多出主意，我们好好合作把三连搞上去，争创‘四好’连队。”其实，我是个想干事而且敢干事的人，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你出身有问题，不得不特别谨慎，不比在机关有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这三线建设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非党干部当连长，要主持全面工作，不管就是失职，管多了又怕别人不理解，说你“手伸得长，与党争权”，弄不好还落个“野心家”什么的。指导员的一番诚意，使我消除了顾虑，这回，我真的甩开膀子大干了。
我们连是由五个公社近200民兵组成的，任务是配合铁八处十四连二排的工人老大哥，担负沅江特大桥七号桥墩的灌注。经过挑选的三线民兵战士，个个身强体壮，加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更是如虎添翼，干劲无比。只要一声令下，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在桥墩灌注之前，主要是抓备料。在关键时刻，连队搞了一次“献石”活动，班排之间，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一天下来，全连完成挖运砾石233立方米，平均每人57担，一个叫周忆雄的小伙子，别看他平日不咋的，这一回他可大显身手，干起活来如同猛虎，一个人就挑了125担。还有一件很使我难忘的事：一天，指挥部传达加紧战备的指示，湘黔铁路要提前通车，预定的工期都要往前赶，七号桥墩的灌注任务一定要在1971年5月15日前攻下来，才能保证铺轨。我们连就组织尖兵排分三班作业突击，5月上旬以来，平均每班进度为0。8米。5月10日这天的三班战士，突破0。9米，大振军心，连队大加表扬，又适时提出“班产稳住九公寸，向两个一进军（即1．1米）”的口号，结果，一班的战士又创新1.1米的安全高产纪录。这时，我看了看周围的条件，机器运转正常，工人民兵的士气挺旺盛，但备料不足是个矛盾。我和郑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二排拉出去，突击抢运砾石，为下班混凝土施工提供足够的“炮弹”。接班的二班战士，不甘落后，又刷新1.3米。最后剩下的0.65米，是三班完成的，只用了不到四个小时。我们终于在5月12日深夜的零点四十分，也即是13日凌晨，提前完成了任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兵群众，真是了不得，没有什么难关不能攻破。
我们连队受到上级的嘉奖，授予“四好”标兵连队称号，光荣地参加衡阳分指挥部的表彰大会。衡山县指挥部总结我们连队的建设经验是：带兵观点明确，管理教育有方。
大海弄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地直机关，我是第一个被批准加人共产党的，实现了我多年人党的愿望。
在改革的大潮中，建委领导动员我去衡阳市第一建筑公司担任经理兼党委书记，去治理一个虚盈实亏近200万元的国营中型企业。我还真的不敢尝试，第一次向组织讨价还价。我不是怕基层工作艰苦，而是担心完不成任务。当市委、市政府任命正式下达，我只好背水一战。以“年逢五十五，干劲更要鼓；重任上了肩，定要不落伍”的气慨，走马上任。
企业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抓起。记得在第一次公司中层以上干部的见面会上，有人提出：“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请问唐经理烧的是那三把火？”由于刚到企业，情况不明，又无思想准备，猛然一听，端的答不上话来。稍停片刻，我提高嗓门答曰：“我唐存正到这来，没什么三把火、五把火，但愿点火就常烧常旺。”这一答，倒还博得热烈掌声。可掌声过后，我在琢磨该如何烧火？我是五十四岁下基层的，在机关很少见，叫做年龄偏大，既无文凭又不懂专业，在领导班子中没有优势，不少人还真的不服气呢！我在想，自己也有优势，那就是一身正气，敢作敢为。当然千万不可乱作乱为，所以，讲话处事，尤须谨慎。首先是沉下去，多到工区、工地走走看看，“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多找管理人员了解情况，寻找办法，搞调查研究，同时，抓住公司建司35周年这个契机，进行“爱我一建”的传统教育，开了一个隆重而简朴的纪念会，组织图片展览，让职工熟悉自己的企业，以增强主人翁意识，珍惜号称“衡阳老大”的过去；正视企业现状，以增强改变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这个纪念会激发了大家的政治热情，形成了“人人争当振兴企业的后来人，个个争为企业作贡献”的可喜局面，人的积极调动起来了。再就是针对企业管理滞后，合同兑现率低，企业信誉下降，工时、材料浪费大的实际情况，提出“依靠科学抓管理，通力协作保合同，双增双节创效益，群策群力争一流”的生产经营方针，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把只有一墙之隔的两个大小预制厂合二为一，把多余的管理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仅管理费用一项，每年就可节约两万余元。把原来附设在机运处的水电施工队，改为独立核算的水电安装处，选配沈运祥这位有经验、有干劲的工人担任主任，第一年就扭亏为盈；第二年实现利润7.16万元，比上年增长18.9倍；第三年又比上年增长29.5％，实现利润9.29万无，彻底改变了水电安装拖后腿的被动局面，使企业合同兑现率大为提高。同时抓紧制定了以完善栋号承包、分项工程切块承包、全额计件承包、小额单项承包、定额计件、计时工资加奖励以及干部聘任工资制和实行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补贴等多种分配办法，使之各得其所，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极大地激励了职工的劳动热情。三是层层落实责任制，在商定承包指标时，注意确定合理的比例，给基层留有余地，让他们跳起来可以摘到“桃子”。四是严格考核，奖罚兑现，改变以往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有功的要奖，有过的要罚，赏罚严明。三年中，奖励56名功臣，评选3名劳动模范，有力地巩固了改革成果。
这个三年（1987～1989），是我在改革大潮涌动下奋力拼搏的三年。也算“摸着石头过河”吧，由于注意发挥企业党政工的整体合力，广泛发动职工积极参与，在实践中又不断调整思路和对策，才促成我成为这场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成功者。我撰写的《浅淡建筑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完善》一文，在《企业家天地》杂志上发表以后，引起同行的广泛关注，并被评为衡阳市管理学会的一等优秀论文。三年的艰辛，成果来之不易。公司的头一年就旗开得胜，完成的建安工作量、利润、竣工面积分别超过年计划44.7％、54.3％和11％；比上年分别增长22.7％、29.3％和54.8％；固定资产增值140多万元，职工人均收人比上年增长27.2％，企业重新跨人先进行列。第二年更上一层楼，全面完成“一保四挂”的承包指标，实现利润91.02万元，比上年增长7.26％。第三年，遇上“89风波”，加之受压缩基建规模、建筑市场萎缩的影响，建筑施工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但由于采取了果断措施，排除干扰，组织百日决战，终于取得比较理想的战果。在建筑企业大多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仍实现利润31.69万元，创利水平居全市同行企业之首。全员劳动生产率、资产增值率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也都名列前矛。这一年，企业在市、区多项评比中取得良好成绩，并被授予“湖南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经审计评议，以“为企业作出突出贡献”，得了衡阳市建设委员会给予的特殊奖励。
复活女魂
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我又接受了一项主持编纂《衡阳市建设志》的新任务。
修志，既是一项“功在千秋”的伟业，又是不少人不太乐意干的一个“冷门”，故有“修志者，不得志；得志者，不修志”之说。工作近四十年的我，由于行业变动多，成了“万金油”，没想到这回又干上新行当。这可是一项精刻细雕的文字工作，来不得半点粗心。也好就此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所以，我还是比较乐意的承担下来。
衡阳市志办《人物志》主编蒋薛先生，多年来收得唐群英一些史料，也曾想过要编写一部唐群英的传记，但苦于资料不足而迟迟没有动手。在一次修志工作会上，我们有缘相识，一见如故，决定合著一本《唐群英评传》。应该说，这是一个促成加大唐群英宣传力度的转机。
提到这，我还真的有一段至今仍在自责的愧疚心情。那是1984年的春天，我和相隔三十多年不见的“右派”父亲会面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平反了，这才有了父子重逢的机会。通过父子交谈，我才了解到，父亲从参加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开始，就毫无保留地讲清了自己的历史，当时组织上对他的鉴定是“对党忠诚”。不料，尔后在信阳一中参加的那场肃反运动中，又有人怀疑他是漏网特务，批斗好几场，最后仍以“清白”而告终。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领导找他赔礼道歉，这使父亲很受感动，用他的话说：“不打不相识”，自此，他更加拥护共产党。他说：“共产党办事，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值得信赖”。并且还鼓励我们兄弟要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加人共产党。在那场“大鸣大放”运动中，他并未发言攻击共产党。谁料运动后期转为反右斗争，因为单位还有指标没有完成，便以“不发言的右派，更隐蔽、更狡猾、更具危险性”为由将他划为“历右”。那会儿，我才了解父亲划右派的真相。
就在那次见面，父亲提到宣传唐群英的事，我却无动于衷。当时我在衡阳市建委办公室当主任，工作忙碌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对自己的先祖不了解，又怕背光宗耀祖之嫌，心有余悸，怕再搞运动，犯政治错误。我的这位先祖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前身，弄不好下次运动就会说我立场有问题，所以，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只是耳闻心不动。起初，父亲还耐着性子说：“宣传陶公（唐群英字希陶，我们习称陶公），绝不是我们搞什么光宗耀祖，而是为国家宣传一位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是对促进妇女自立自强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最后，他生气地对我说：“你简直是历史的无知。”尽管父亲说得在理，却并未能促使我行动起来，直到父亲去世。
其实，早在1979年，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邓颖超在主持中国妇运史编纂工作会上，就提到唐群英是民主革命时期为“争取女子参政”的一位“很知名”的女界“英雄人物”。此后不久，全国妇联刘静女士便与父亲（唐群英之抚子）取得联系。并以“念陶”的笔名撰写《侠气豪情鼓大千》一文（尔后，被收人陈云题写书名的《古今著名妇女人物》一书），就已拉开了宣传唐群英的序幕，而我却一无所知。
直至1990年，全国妇联为了编写妇运历史人物，与衡山县政府联系寻找唐群英后代，此时父亲已经过世，才找到我这个第三代后人。在与衡阳市妇联胡达任大姐一道查阅唐群英资料时，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徐辉琪，于1981年在《贵州社会科学》发表的《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一文，为我们查找唐群英史料提供了线索。通过查遍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和近代史研究所、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资料室，获得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合写了一篇以康克清同志题词“一代女魂”为题的纪念唐群英诞辰120周年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引起了史学界、妇女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专家学者也纷纷撰写缅怀、研究唐群英的文章在各种报刊相继发表。研究近现代史的曾启球先生撰写的《秋瑾和唐群英之比较观》，在《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和台湾《历史月刊》同时发表，特别是经美国《世界日报》全文转载之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很有影响。一位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的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河野吉成看后，深有感慨：秋瑾和唐群英，同是那个时代的杰出女性人物，而她俩的知名度，竞相差如此悬殊，不可理解。在参观唐群英故居书屋，看过《唐群英年谱》、《唐群英的传奇故事》之后，他对唐群英这个历史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位日本友人还多次专程采访了我们这些唐群英后裔，索要一套载有唐群英史料的《唐氏八修族谱》，表示在回国之后，更深一步进行唐群英研究。不久，我又有幸接待了一位有兴趣研究唐群英的美国宾州狄根森学院政治学系全大伟教授。他不远万里为我送来了一些有关唐群英的资料和一张新发现的唐群英全身图照，弥足珍贵。这时，我才真正感悟到父亲曾批评我是“历史无知”的真正涵义。
近些年来，我一改往常那“闻而不动”的消极态度，主动积极地投人挖掘、搜集唐群英的史料，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几年来，我先后撰写了唐群英生平、唐群英年谱初稿，并在《人民政协报》、《中国妇女报》、《团结报》、《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纵横》、《湖南文史》、以及香港《名家》、《中华校园》、台湾《国语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又与人合著了几本唐群英专著。终于使一个被湮没近半个世纪的辛亥革命中有名的“双枪女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授予“二等嘉禾章”的“巾帼英雄”，民国年间很有影响的女权运动领袖，女报人、女诗人、女子教育家唐群英，重又为人们所逐渐熟知，尤其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唐群英与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帅孟奇同被列为“中华百年女杰”之后，她在国内外的影响逐步扩大。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又有一批专家学者的热情参与，才有了今天这个可喜的局面。唐群英的墓由政府修复了，与彭珮云同志为之题写匾额的“唐群英书屋”同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纪念她，还专门成立了唐群英研究会，并以唐群英的名字命名了一所“群英中学”。又恢复原有花园辟建“群英纪念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为之题写了园名。一部部宣传唐群英的书籍《一代女魂》、《唐群英诗赞》、《唐群英研究文集》、《唐群英的传奇故事》和《唐群英年谱》等陆续出版。女魂真的“复活”了。感慨之余，赋诗一首，真乃是：
早岁多风雨，晚晴见事功。
搜求盈十载，众口颂陶公。
我以有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光荣和自豪。我将努力争取各方的支持与配合，继续搜集整理唐群英史料，深人进行唐群英研究，以此作为晚年的事业追求，为弘扬“女魂”精神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七十四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人生如戏，时风时雨；往事如烟，乍阴乍晴。我的人生信条：多思考，倍勤奋，大处清楚，小处糊涂，言必守信行必果；淡名利，不卑亢，公事认真，私事马虎，尽其心力顺其然。
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这句人生信条，竞被收人由人民日报社出版的《人生格言经典》一书，这对我是个很大鞭策和鼓舞。今后，我仍将：凡事尽心尽力，一切随机随缘。
作者系衡阳市建工局退休干部 通讯处： 衡阳市环城北路衡阳市建筑工程管埋局
联系电话：0734－2488896 手 机：13873454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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