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生丨引路人——耿飚在水口山走过的三段路
引子
一九二二年，十三岁的耿飚攥着一柄三磅重的敲砂锤，走进水口山的敲砂场。那些赤身裸体、汗流浃背、终日“哇、哇”喊着号子的“敲砂麻蝈”里，就有他。
一个不懂什么叫革命的童工，后来何以成为驰骋沙场的红军战将？答案藏在水口山的十年里：三位引路人，一前一后，牵着他走完从敲砂童工到革命者的路。第一位，是播撒火种的毛泽东；第二位，是教会工人“组织起来”的蒋先云；第三位，是把他领上武装斗争道路的舅舅宋乔生。
一、毛泽东：黑夜里播火的人
耿飚最初知道“毛润之先生”，是从舅舅压低的话音里。
那年月，矿局不发现洋，只发只能在局里花的矿票，饷银被刮去二三成；米店买一斗米不足八升，还掺着沙子；敲砂童工挨打扣薪，是家常便饭。家里人以为，这些事说了也白说。可舅舅说：“不，这次来的是咱们工人的自家人，长沙来的委员哩。”
这位委员，就是毛泽东。
早在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在衡阳建立党小组之初，就把水口山定为工人运动的重点。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他第二次到衡阳，随即在夏曦、彭平之陪同下登上水口山，住进康汉柳饭店。他把团员和积极分子分派出去秘密调查；自己则装扮成教书先生，走家串户，拉家常似地问工时长短、劳动强度、工钱够不够糊口。问得细，记得更认真；一处地方，要反复问上几遍。晚上，饭店里挤满工人。他不讲大道理，只讲马克思、讲列宁，讲工人为什么受压迫，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剥削，争取自己的自由。
少年耿飚没有亲耳听过这些故事，可他从舅舅记满实情的小本子里，从“这就叫剥削”五个字里，第一次朦胧地摸到了世道不平的根源。毛泽东在水口山播下的，是一粒认识世界的火种：这个世界不是命该如此，工人可以自己救自己。火种先落在宋乔生、蒋先云这些人心里，再一点点传进童工耿飚的耳朵。就是这样，先于脚步，立在一个孩子心里。
二、蒋先云：教会工人“组织起来”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小火车一声汽笛，蒋先云、谢怀德受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来到水口山。
那天晚上，康家戏台前的坪地上，几百名工人鼓掌欢迎。蒋先云登台讲演，讲工人受压迫的社会根源，讲“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易折断”，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俱乐部。
这是耿飚头一回听说：工人还能有自己的“靠山”。
两天之内，三千多名工人报名。十一月二十七日，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劳工神圣”的纸旗，举遍康家戏台。十二月五日，大罢工爆发，《罢工宣言》喊出“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敌人设下“鸿门宴”，单请蒋先云前去“磋商”。他拍案一句“我去”，长衫一整，胸前飘着总代表的红绸，大步走进岗哨林立的矿局。三千工人闻声而动，汽笛长鸣，把矿局围成一座钢铁桶子，硬是把他接了回来。后来办起工人夜校，蒋先云亲自当校长，讲政治课。
对耿飚来说，蒋先云教给他的是组织的力量：一个人再敢喊，也掀不翻矿局；三千人抱成一团，才有“不答应条件，就不敲砂”的底气。一九二六年八月，蒋先云最后一次回到水口山，成立特别支部，随即重返北伐前线，血染疆场。他留给这个少年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的终生一课。
三、宋乔生：把他领上武装斗争的路
如果说毛泽东指方向、蒋先云教组织，那么真正把耿飚一步步带进斗争洪流的，是他的舅舅宋乔生。
水泵房里，一次次“吃豆腐”“搓骨牌”的聚会，实为秘密开会。舅舅让年仅十三四岁的外甥到火车坪放哨，只交代一句暗号：“有人来，你就说一声‘这里有蛐蛐！’”腿快、眼生、不引人注目，正是童工的长处。罢工期间，舅舅把传单塞进他手里：到大渔湾、松柏，见人就发；油印机、文具，由童工从衡阳秘密运进矿场。十二月二十一日，选矿科长潘振纲拔枪威逼童工复工。耿飚和刘亚球抓起沙土冲上去，几百名“敲砂麻蝈”一声“哇——”齐吼，纠察队赶到，舅舅纵身跳上台，缴了潘振纲的手枪。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二一童工大捷”。书记部通电称赞：“即幼童亦变为强夫矣！”
转入地下后，洗砂台的七层楼成了秘密联络点，舅舅总让他守在入口。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岁的耿飚加入共青团。离山前夕，党组织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到东阳渡兵工厂接枪。宋乔生和黄佐挑中了他——人小不显眼，又练过武功。于是他扮成叫花子，蹲了一整天，认准接头人；夜里用捡来的破铅弹引开哨兵，把十六支“老套筒”和一担子弹接了出来。这一课的分量，舅舅只用一句话点透：工人要掌握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
尾声：宝山有路
宋乔生后来率八百多名水口山工人上井冈山，工人武装编入红军特务团。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江西大庾断后突围，头、颈、胸三处中弹，三仆三起，战斗到最后一息。毛泽东后来评价：“宋乔生组织能力很强，带了许多水口山工人上井冈山，很有功。”
回望三段路，逻辑清晰得像一级级台阶：毛泽东让工人明白“为什么要反抗”，蒋先云让工人学会“怎样团结起来”，宋乔生领着耿飚完成从经济斗争到武装夺取的跨越。方向、组织、武装，一环紧扣一环，把一个敲砂童工送上了革命的道路。
少年耿飚进山，本是来寻“宝”的。先寻到的是鞭笞、贫穷和失望；直到这三位引路人依次伸出手，水口山才真正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宝山——宝不在铅锌矿石里，而在这条被人一步步领出来的、翻身求解放的路上。
一九二六年冬，耿飚离开水口山，回醴陵开展农民运动。行囊里没有矿票，没有矿石，只有毛泽东播下的火种、蒋先云教会的组织、宋乔生领上的武装。水口山的三段路，从此伸向醴陵的田野，伸向更远的战场。
宝山有路，路在人心；引路人伸出手，少年便走上了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