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发挥信贷在结构调整中的正向作用

　　魏革军：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当前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但是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结构调整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首先请您谈谈对经济运行中结构性问题的看法。

　　牛锡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乃当务之急。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平稳健康可持续增长，必须做好经济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长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消费贡献低；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占比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这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工业为主导要求高投资，从而挤占消费；而消费不足，服务业也就发展不起来。不可否认，这种投资驱动型、工业主导型的经济结构曾经带来经济高速增长，对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功不可没。但随着人口红利、加入世贸组织红利逐渐消退，其势已是强弩之末。

　　如果说投资占比高、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是与平均10％的经济高增长、持续旺盛的总需求相匹配的，那么在经济增速下降到7％～8％、总需求下降、产能过剩行业范围明显扩大的情况下，这一结构已不再适应，需要因时而变，因势调整。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指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新一届政府改革决心大，更是将调结构列为核心任务。我认为，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正是结构调整的好机会。我们应抓住机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魏革军：您如何看待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牛锡明：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银行业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目前银行本外币信贷余额已达70多万亿元，若加上银行参与完成的其他融资10多万亿元，银行为整个社会提供的融资规模在90万亿元。银行信贷其实就像实体经济的一面镜子，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信贷上会相应有所反映。当前银行信贷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投向不佳。根据人民银行、银监会的数据测算，目前房地产贷款余额（含开发贷和按揭贷）占比近20%，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比超过14％，上半年房地产贷款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高达27%。二是效率不高。今年上半年包括信贷在内的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长较快，同比多增近2.4万亿元，而同期GDP增速却在下降。三是潜在风险大。在经济下行期间，部分企业特别是落后产能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相关行业的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加上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还本付息压力也不小，银行潜在的信用风险上升。

　　但银行信贷这面“镜子”不仅仅是被动反映问题，而是可以通过主动调整信贷投向和增速来实现对实体经济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使之朝着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其实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要发挥好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推动作用，首先应在宏观上做好引导。应通过财税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监管政策等多方面、多维度地加强对信贷和社会融资投向的引导。对一些落后产能行业应限制其信贷投向和投量，并鼓励银行对长期发展前景好、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行业和企业加大信贷投放，有进有退，有保有压，从而使得资金投放符合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利率市场化可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我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获取高额利润，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会流向高收益、高风险行业，而这些行业并不一定符合长期结构调整的要求。以今年上半年为例，上半年新增的社会融资中有相当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及小微企业等领域获得的资金支持却不多，这主要就是因为这两个领域可以承受较高的融资成本。因此，利率市场化本身并不能解决结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还是要从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多方面着手，多措并举，合力推动。

　　魏革军：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明确要求。具体就商业银行而言，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牛锡明：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信贷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正能量作用，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发挥增量信贷的正导向作用，优化增量；另一方面，要用好存量信贷的调整功能，盘活存量。这也是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基本要求。

　　优化增量就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投入到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行业领域。

　　具体来看，一是银行应将行业信贷政策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优化新增信贷投向。银行要紧密贴合国家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大政方针，在扩大内需、惠及民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循环经济、支持城乡统筹、完善境内外联动支持“走出去”等领域，积极择优增加信贷投放。要增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动态契合度，信贷结构要随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而调整。针对不同地区发展阶段、金融业态的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要根据产业梯度转移态势调整信贷布局，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要积极全面介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和行业，通过银行信贷政策和管理举措与国家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有效配合，实现银行微观个体和国家宏观层面的“双赢”。通过行业限额管理、客户名单制等举措，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煤化工等“两高一剩”行业实施严格的信贷管理，严控新增贷款。

　　二是发力个人金融和消费信贷业务，助推消费升级。银行应按照政策导向调整按揭贷款策略，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自住需求，做大按揭业务，满足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旅游等信贷需求。鉴于监管部门在大力整顿和规范理财产品市场后，理财产品在盘活存量货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仍可继续发挥作用，应继续加强理财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做强理财业务。围绕市场需求和消费模式发展趋势，充分利用电子渠道功能，推出满足住房装修、日常小额消费、医疗、旅游、婚嫁等各种消费需求的便捷贷款产品。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助推消费升级，包括完善城乡居民银行卡消费服务、深入研究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相关金融需求、探索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等。

　　三是着力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战略意义，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就业增加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小微业务也是商业银行的“蓝海”，是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行业竞争加剧的重要转型方向。由于自身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普遍缺乏合格的抵押物，小微企业信用低、风险大。为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银行应针对小微企业的需求和特点，提供差异化、综合性的金融服务，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信贷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等，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积极做好供应链金融和科技金融，支持链属小微企业做强、做精、做细，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魏革军：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正是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向。那么，商业银行在优化信贷增量的同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盘活存量？

　　牛锡明：盘活存量的重点是移位优化、减退加固和核销并购。

　　一是移位优化，调整存量信贷的行业、区域和期限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存量信贷结构调整大有文章可作。在目前70多万亿元的存量贷款中，每年到期再投放的约占三成，规模很大。通过对这类贷款投向的“移位”来优化结构的空间十分可观。对于这类到期再投放的贷款，要不投或少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领域；要向在建续建国家重点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倾斜，向传统产业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产业、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等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有重大影响和示范引导作用的行业倾斜，向中西部地区、“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倾斜。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长期融资占比较高，但中长期融资一般投入固定资产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而短期融资一般用于企业日常经营，对提高实体经济活力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可以适度控制长期贷款增量规模，提高中短期贷款占比，扬短避长，进一步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

　　二是减退加固，对潜在风险大的领域加大减退和加固力度。贷款不能只投不收，不能只进不退，对信贷政策限制投放的领域和潜在风险领域，该退出的要及时坚决退出。强化贷后管理，动态跟进经济运行过程中各行业、各领域的生产经营情况，提高对潜在风险的敏感度及快速反应能力；持续加强对“两高一剩”、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领域以及航运、光伏、集成电路及LED照明、家居卖场等产能过剩明显、受宏观环境影响显著、风险暴露突出行业的信贷管理和风险管控；要更加均衡地摆布行业信贷结构，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实现存量信贷业务的动态结构调整；同时也要运用信贷杠杆来促进过剩产能的消化、转移、整合和淘汰，利用盘活的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领域支持。

　　三是核销并购，适当加大核销力度，支持兼并重组。国务院会议明确要求扩大银行不良贷款的自主核销权，预计相关部门将予以落实，届时核销条件放松将为银行提供增加核销的自由度。银行可以适度加大对不良资产的核销力度，甩掉包袱，轻装前行，腾挪出存量资金。同时，此次关于产能过剩行业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引发较大规模落后产能行业的淘汰和兼并重组。银行应按照“四个一批”的要求，采用并购贷款、利率优惠等方式，对企业兼并重组给予信贷支持，使得有实力的骨干企业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并对行业内受政策扶持力度大、发展前景好、历史包袱小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

　　魏革军：正如您前面所说，银行理财业务作为连接居民储蓄资金和直接融资的桥梁，近年来在盘活存量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银行理财业务的风险也受到广泛关注。您认为银行应如何加强对理财资金的管理？

　　牛锡明：当前，我国社会融资总规模（新增）中非信贷融资占比已经达到约50％，其中的信托贷款等融资方式的资金来源与银行理财密切相关，理财资金已成为信贷资金的重要补充。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资金余额已达9.08万亿元，其中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余额2.78万亿元。而且，6月份出现的货币市场“钱荒”，也与大量理财产品集中到期导致银行兑付压力增大不无关系。因此，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管理、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还是从银行自身稳健发展的角度，都必须加强对理财资金的管理。当务之急是要加强理财资金的投向管理、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

　　目前尚无准确的银行理财资金具体投向的数据，但从理财资金所投资产特别是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资金投向中可见一斑。以信托贷款为例，今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信托新增1532亿元，同比多增1090亿元，超过了2011年第一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的总和；第一季度政信合作业务规模新增1533亿元，同比多增近1600亿元（2012年第一季度有所下降）。显然，这既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也加大了信托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必须从宏观上加强对非信贷资金投向的管理，不能使其过多投入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也不能投向过剩产能领域。不然就是按住葫芦又起了瓢，信贷管好了而非信贷融资投向不合理，经济结构调整不能顺利推进。银行自身也应管好理财业务增长的“阀门”，合理配置理财业务规模，密切跟踪理财资金的投向。

　　理财业务快速增长并与同业业务相交织，成为银行调节流动性的重要工具。理财资金在表内外频繁大量迁移，部分短期的同业和理财资金滚动对接期限较长、变现能力较差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短借长贷”的期限错配问题比较严重，容易出现大的现金流缺口，银行管理流动性的难度明显增加，容易受到市场形势变化的冲击。为此，第一，要建立“表外的资产负债表”，代客户管理的资产也要有资产负债表；第二，期限错配要在合理范围内，平衡好理财产品的盈利性与流动性。

　　现在是客户对股票风险自担、基金风险自担无异议，但对理财风险自担就不能够接受。这种状况需要改变。银行应是有限责任承担者，而不是无限责任承担者。银行要改进营销方式，提高信息透明度，清晰告诉客户理财风险的自担方式或分担方式。同时加强声誉风险管理，因为客户买理财产品，多是看重银行的信誉，对具体投资标的却并不怎么关心。银行还要注重合规风险管理，规范销售管理，依法合规向客户推介产品，合同程序要合规，履行好风险告知义务。

 

　　魏革军：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还面临哪些难题？您对此有何建议？

　　牛锡明：经济结构调整涉及多方利益，面临两大难点：一方面，出于对就业和税收的顾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可能不高。因为淘汰落后产能行业会带来就业压力，税收下降；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新的就业机会和税源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其间必然经历阵痛期。另一方面，企业的意愿也可能不强。特别是对于那些短期内经营状况尚可、压力不大的企业而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行调整。还有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对结构调整构成阻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运行机制尚未根本转变；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落后产能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但正所谓不破不立，中央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意志，积极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多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兼顾，认真谋划，才能下活结构调整这盘棋。

　　在结构调整中还要充分发挥好计划调整、市场机制和民营资本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做好长期规划，从战略的高度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如建立过剩产能海外转移基金，支持非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定向转移中国的过剩产能；市场的倒逼机制是结构调整的主动力，在市场机制面前人人平等，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国有资本可以选择性地退出一些产能过剩领域，让市场反应更快、经营效率更高、经营策略更为灵活的民营资本更多地参与到产业结构调整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