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寻访抗战老兵陈诗祥

栗江水在冬阳下泛着淡金波纹，像被岁月揉皱的铜箔，贴着茅洞桥（今茅市镇）的田埂缓缓流淌。我站在观音堂往镇上去的路口，望着河面上掠过的野鹜，忽然想起幼时听乡老讲的“抓特务”故事——那些藏在稻草垛后的暗哨、月光下摸进圩场的黑影，原以为是说书人编造的传奇，直到冒着2018年11月的冷雨，走进陈诗祥老人的家里，才惊觉所有惊心动魄的情节，都曾在湘南山中这片红土地上真实发生过。

这年深秋已经连下两旬雨水，云层低得能蘸湿檐角的枯草，淡墨似的云絮压在山尖上，把整片田野都浸得发潮。我们驱车前往清逸村陈诗祥家，狭窄的水泥公路在山间蛇行，路旁的小河漂浮着残败的枯叶，电线上落着成群麻雀，黑黢黢的一片，像是谁随手撒在半空的炉灰。同行的派出所所长说在茅市工作十七八年，竟然不知有这么一位抗战老兵。村干部都认得陈诗祥，却只当他是村口晒太阳的普通老者。就像田埂上的苦楝树、墙角的青苔，他早已和村庄的肌理长在一起，寻常到无人留意他年轮里藏着的烽火岁月。

陈诗祥家的堂屋朝着栗江，木窗棂上糊着旧报纸，风一吹就簌簌响。老人已经提前得知来客的消息，我们进门时看到，他正从床头的衣堆里摸出一件军装，灰绿色的布料泛着旧光，左胸佩着两枚勋章，一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另一枚是后来补发的“抗战老兵”荣誉章。他没有理会我们“天冷别换衣”的劝阻，枯瘦的手指捏着衣扣，颤巍巍地解着家居棉衣的纽扣，动作慢得像在拆解一段尘封的往事。孙子陈金龙说爷爷耳背，可那刻老人的神情却异常专注，仿佛眼前不是一件旧军装，而是当年别在腰间的手枪，或者背上的冲锋枪。

待他把军装穿妥，再把军帽轻轻扣在稀疏的白发上，整个人忽然变了模样。原本佝偻的背尽力往前挺，浑浊的眼睛里竟透出些光，像蒙尘的枪膛突然被擦亮。他拄着一根拐杖，慢腾腾走向堂屋的木沙发，坐下时腰板绷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指关节突出得像老树根。那双手曾握过钢枪、埋过炸药、押过俘虏，如今却连端碗都要借助外力，可掌心的老茧、指节上的疤痕，仍能看出当年的力道。我盯着他的面庞看了一会儿，额骨、眼眶骨、鼻骨、颧骨都清晰可辨，像是被岁月反复打磨的青石，唯有那双眼睛，像深坳中的潭水，藏着太多沉底的故事。

“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924年9月19日），我出生在茅洞桥王书坳。”陈老的声音很响亮，堂屋门口的黄狗都被惊得抬了抬头。他说自己是兄弟五个里的老满，3岁没了爹，13岁没了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湘南农村，“能不饿死就是福气”。16岁那年，他跟着老乡陈志统去广西桂林谋生，介绍人王连英是部队副官，给了他一份勤务兵的活计，在民政情报指导处做事。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指导处归军统保密局管，下辖两个科和一个密查组，他被分在二科，办公室在蒋介石行营和军政部之间。

“那时我太年轻，啥也不懂，提着热水壶跟蒋先生擦肩而过，也只当他是个普通长官。我只认得前后两任科长，第一个叫吴易文，后来那个叫杨风伟。我知道他们是我的长官，我的命攥在他们的手里，所以，我对他们毕恭毕敬。”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仿佛在说昨天赶集遇到的邻人，可我却能想象得出当年的场景。再不用饿肚子的少年，穿着一身粗布军装，目不斜视地穿过走廊，皮鞋踩在水磨石地上的声响，混合着办公室里的电报声、谈话声，成了他青春岁月最特别的背景音。

1940年的桂林，已是抗战的前沿阵地。日寇飞机时常从上空掠过，炸弹落在漓江上，水花能溅到行营窗台上。陈诗祥说自己只训练了一个月，就从勤务兵变成正式军人，与另外14个年轻人组成别动队，住在柳州湖南会馆，受军统保密局指挥。“我们穿着便装，腰别手枪，白天在街上游逛，夜晚摸黑去炸军火库。”说起有一次去全州抓特务的经历，他的眼睛亮了起来。那天他们拿着保密局的介绍信，找到全州自卫队队长赖旭忠，白天装作赶集人，摸清了日本特务的住处。等到月黑风高，几个人翻墙进去，没费多少劲，就活捉了两个特务，其中一个挣扎时被失手打死，另一个交给了自卫队。“那时不怕死，就怕任务完不成。”他说这话时，下颌骨在两耳前上下跳荡，就像在踩踏老式打谷机。“国家都要没了，命还算个啥？”想了想，他又补充一句。

最让他难忘的是全州黄沙河战役。部队配的是美式冲锋枪，每挺18斤重，带50发子弹。他背着枪，在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怕掉队，就跟着前面人的脚步声。”任务是炸黄沙河大桥，阻止日军过河。那天夜里，没有月亮，河面黑沉沉的，只有桥头几盏油灯亮着，像鬼火一样闪烁。他和两个战友摸向桥头，趁哨兵不注意，一把捂住对方的嘴，反剪了胳膊就往回带。“敌人发现后，我的右腿中了一枪，血顺着裤管流，却也顾不上疼痛。”待他们把俘虏押回驻地，身后的大桥已经炸响，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美国援华飞虎队的飞机在天上盘旋，有一架被流弹击中，飞行员跳伞落在山里。

“整整三天三夜，我们在山里寻找那个美国兵。”陈诗祥讲到这里，停了下来，眼睛望着门外的青山，像是在寻找当年的踪迹。他说那三天没怎么吃东西，全靠野果和溪水充饥。最后在一个山洞里，他们找到了飞行员，人受了点伤，却还能走。“把他送到全州自卫队时，他拉着我的手，用中文说‘谢谢’。”老人模仿着当时的动作，枯瘦的手在空中比画，“那时才晓得，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在打鬼子，还有全世界都在帮我们。”

可战争的残酷远不止这些。他说别动队15个人，有3个死在炸桥的任务里，还有两个在后来的游击战中失踪。“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我们完成任务回来，部队已经转移了，彻底失去联系，我们成了没人管的兵。”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不想再打仗了，只想回家，就一路讨饭往衡阳方向走，走了半个多月，才到茅洞桥。”家乡的稻田还是老样子，栗江水还在流，可他却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身上的军装早已换成破烂的百姓服，枪也扔了，只有腿上的伤疤提醒着他曾是一个军人。

1952年，陈诗祥搬离王书坳老宅，在堂客娘家长沙塘（后合并到清逸村）起房子安家，生下三男二女。桂林的当兵岁月、别动队的生死经历、枪林弹雨的日子，他从没跟家人提起过，就像用灶灰埋了火种，生怕一不小心就会烧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对他在外的经历产生怀疑，将他抓进大队部，关押吊打三天三夜。“他们问我是不是军统特工，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其他事情一概不知道。”他说那时最害怕的，是遇到当年的战友。茅洞桥大概有五六个和他一起参军的人，可每次在街上见面，互相都只能假装不认识，得赶紧将眼睛闪开。他说：“我怕连累对方，也怕自己再被揪出来，那样就会被活埋。”直到早些年，那些战友都走了，他才敢跟二女婿聊起一点陈年旧事。

命运的彻底改变发生在2015年9月3日。那天，二女婿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阅兵式，看到抗战老兵被颁发纪念章，其中包括曾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后来回乡务农的老战士。女婿赶紧跑到他家，喜孜孜地说：“爹，国家认你了！”陈诗祥盯着电视里的画面，眼泪突然间奔涌而出，那些被他埋在心底里几十年的伤痛，那些不敢言说的委屈，终于有了一个正名。

这一年，陈诗祥91岁，第一次领到国家5000元一次性补助。嗣后每月有500元生活费，逢年过节有慰问品和慰问金。拿到纪念章那天，他把奖章别在胸前，在门前禾坪上走了好几圈，还哼起了当年部队里的“兄弟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2018年那次采访后，我再没见过陈诗祥老人。听他的孙子告诉我，2021年夏天，他已经卧床不起，却还时常把军装穿在身上，嘴里喃喃地说着“黄沙河”“美国兵”。同年9月6日，离他98岁生日只差13天，老人因病遽归道山，走时身上盖着那套军装，两枚勋章放在枕边。

如今再去茅洞桥，栗江水还在流，陈诗祥家的堂屋换了新窗棂，可木沙发还在原来的位置，仿佛还坐着那个穿军装的老人。村里人说，每年清明节前后，都会有年轻人来打听陈诗祥的故事，有人还带着鲜花，放在他家门口的老槐树下。像陈诗祥这样的抗战老兵，是“历史的活化石”，他们的经历，藏着一个民族的抗争史，也藏着国家对历史的尊重——从“军统特工”到“抗战老兵”，这不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更是一个国家对过往的正视，对每一个为民族牺牲的生命的敬畏。

又是9月3日，北京正在举办世界瞩目的大阅兵。我又来到茅洞桥，伫立栗江岸边，望着河水流向远方，汇入大河湘江。远处的稻田里，收割机在收割晚稻，金黄的稻穗被卷入机器，发出沙沙的声响。忽然想起陈诗祥唱的“兄弟歌”，想起他说的“中国永不亡”，想起那些在硝烟中出没的前辈、那些为抗战牺牲的人们。原来，我们今天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曾被他们的鲜血浇灌；我们今天享受的每一份安宁，都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而像陈诗祥这样的老兵，就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他们把历史的火种传递给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曾为我们负重前行。

风又吹过栗江，水面泛起涟漪，像在诉说着永不褪色的记忆。我对着陈诗祥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敬这位抗战老兵，敬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更敬懂得铭记历史、尊重英雄的国家。

甘建华，生于1963年8月18日，湖南衡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衡阳师范学院终身客座教授，衡阳日报社退休高级编辑。出版文学、新闻专著及配套评论集三十余部，主编中国文化地理诗文选本多部并有理论建树，作品入选海内外上百个权威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