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无我｜姐姐和她的报刊摊

█文：李无我

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我们一家人都饱受过饥饿的折磨。如今，有时候我会跟女儿讲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她每次都犹如“听天书”。

穷则思变。1981年夏天，初中毕业的姐姐就辍学在家，非常懂事地成为耒阳县邮电局一名待业青年，才让我和妹妹顺利完成学业打下了经济基础。当时，耒阳还没有报刊亭，姐姐就在我们家院子前的街边摆了一个报刊摊，做起了报刊零售兼批发的生意，以赚点钱补贴家用。那时改革开放不久，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很强烈，大家往往是用阅读报刊和书籍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我记得，当时的报刊摊生意非常红火，让我们一家人对姐姐的报刊摊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那年月，姐姐摆的报刊摊极为简陋，就是在两张小办公桌上摆一块长方形的木板，报刊就一排排整齐地摆放在木板上面。为了报刊不被风吹跑，姐姐还会在木板上按照报刊的尺寸钉上横竖相间的钉子，并拉上松紧带，将各类报刊样品压住，以供读者阅读、选购。每天早上，姐姐要将报刊摊摆出来，暮色四合的时候又得收回去，非常麻烦。日复一日，姐姐就在日晒雨淋中守着那个报刊摊，如果碰上下雨天，为了不淋湿报刊，姐姐还得赶紧在上面盖上一块塑料挡雨。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可姐姐总是不厌其烦地守着那个报刊摊。我深知，报刊摊寄托着她的青春和希望，更承载着我们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文学杂志和学生学习辅导类的报刊特别畅销。初中毕业那个暑假，我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每天午后都是在姐姐的报刊摊上看报纸、杂志打发时光。我的大量阅读，仿佛打开了心中的一扇窗，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为写好作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那年秋天，进入耒阳一中读高中，我的作文简直就是一个质的飞跃，语文老师隔三差五就在作文课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阅读与讲解，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在高一的语文考试中，我的作文有两次得了年级最高分，引起高中语文组老师的特别关注，更成为我们班语文老师的骄傲。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姐姐那个报刊摊是立了头功的。

那时，广大青年、学生对文学非常狂热，社会上和校园里的文学社团比比皆是，每个文学社团都会有自己的刊物，发表发烧友的习作。条件好、经费足的文学社团，会将刊物交耒阳印刷厂印刷，条件差的往往会推举字写得工整漂亮的人刻写蜡字，然后油印，乐此不疲地守望着各自的文学梦。自然而然，这些数量庞大的文学青年、学生也是姐姐报刊摊的常客，大家购买自己喜爱的文学杂志，除了辅导自己练习写作外，再就是了解一下文学界的潮流和动态。当时的杂志价格还非常便宜，普遍是两三角钱一本，《收获》《十月》等大型文学刊物才一块钱一本。

那时候的文学杂志非常畅销，尤其那些著名刊物，每月卖一两百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我记得，耒阳二中英语老师刘晓喻写的短篇小说《导演之家》被《萌芽》杂志发表后，就立即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一时之间成为小城耒阳的爆炸性新闻，尤其是在文学发烧友中引起极大轰动。我听姐姐说过，当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还没有到货，就有许许多多的文学青年和耒阳二中的老师、学生、家长前来询问杂志是否到了。后来，那两本杂志到货后，大家纷纷奔走相告，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赶到姐姐的报刊摊来购买。购买人员集中时，把报刊摊围得水泄不通，但姐姐却是忙碌并快乐着，没有丝毫的疲惫感。还有一些在农村工作的青年干部和老师，或坐汽车或骑自行车从几十公里外赶到姐姐的报刊摊特意买那两本杂志，让姐姐深受感动。那时候，耒阳的文学青年如果不谈论《导演之家》那篇小说，好像就成了落伍者似的。刘晓喻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和导演刘琼的女儿，我真切地记得她父亲当时与朱时茂、丛珊合作主演了电影《牧马人》，在全国公映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牧马人》改编自著名作家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小说主题深刻且丰富，主要围绕知识分子在苦难中的精神救赎、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的交织，以及“灵”与“肉”的辩证关系而展开。

当时，人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如果想要购买报刊、书籍阅读，还得节省出其他开销来维持。但是，由于热衷文学的青年、学生太多，大家似乎总是乐此不疲、津津乐道。姐姐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每天会在报刊摊旁摆放着几张小板凳，供读者坐着阅读，可看书的人却总是那么多，难免会有站着、蹲着的人。可是，那些酷爱报刊的人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够翻阅报刊，那就是他们的“悦读时光”，苦点累点都没什么关系。那几年，姐姐报刊摊的常客中有的因为爱上写作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有的当上单位的秘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幸运的还当上了单位或部门的领导。

其实，那时候可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场所并不多，姐姐的报刊摊就成了大家业余时间享受阅读温情的地方。当时的报刊价格非常实惠，但有的人还是舍不得买，纵使大家一看就是大半天，姐姐也是和颜悦色的，不会说半句刺耳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武侠小说非常流行，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很受欢迎，成为姐姐报刊摊的畅销书。每当生意好的时候，我的父母也会利用空余时间帮姐姐照看报刊摊。

后来，经常光顾姐姐报刊摊的部分文学青年中，有些幸运者的“豆腐块”会在报刊上发表，就好像那个年头的高中生考上大学一样欢天喜地。当然，兴高采烈的当事人会找姐姐特意买几份发表自己稿子的报刊，用来保存或与文友之间进行交流。

开学之后，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在姐姐的报刊摊尽情地享受阅读所带来的快乐，往往一看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天气好的日子里，那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落下来,成为陪伴我享受快乐阅读的好伙伴。

姐姐的报刊摊陪伴我走过了整个高中岁月，更成为我疯狂爱上文学的启蒙老师。1984年10月底，高中毕业4个月的我就到山西当兵去了，自然与姐姐的报刊摊渐行渐远，但我仍然牵挂着那个报刊摊。说句实在话，姐姐经营报刊摊的那几年虽然是辛苦，在太阳底下晒得黑黝黝的，但钱也确实赚了不少。在耒阳“万元户”都还凤毛麟角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家的存款就多达五六万元了。

过了没多久，父亲提前退休，姐姐就顶职正式参加了邮电工作，结束了自己当待业青年摆报刊摊的生涯。随着岁月的变迁，后来耒阳的报刊摊也进入报刊亭时代，有的经营者甚至租门面销售报刊。

我的高中时代也成为姐姐报刊摊的受益者，在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后，我也加入到了文学青年的队伍中。高中一毕业，我就尝试写了几篇小小说，接二连三地在《耒阳报》上发表，成为耒阳文学青年中的佼佼者。后来，我还凭借这种优势在部队当了文书，退伍回乡到邮电企业跑了6年乡邮后，就一直干着与文字打交道的文秘、宣传工作，成为我职业生涯的“饭碗”。

如今，40多年已经过去，我调到衡阳工作也有20多年了，而在姐姐报刊摊阅读报刊的点点滴滴，依旧留存在我美好的记忆中。在我的世界里，报刊摊抑或是报刊亭，都是一个城市可贵的文化记忆之一，那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报刊、书籍所带给我的欢乐，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