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书院

　　建于湖南衡州石鼓山，故名。初，唐朝刺史齐映，建合江亭于山的左侧。宪宗元和年间，州人李宽筑屋山巅，读书其中。宋太宗至道三（997年），州人李士真请求郡守在这里建立书院，招收生徒讲学。朝廷赐“石鼓书院”敕额。《文献通考》列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之一。仁宗时一度荒废，到南宋孝宗时，因旧址复院扩建，规模益增，迄宁末不废。朱熹曾为之作记。
　　概述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196年的历史。原址在湖南衡阳石鼓山，时衡州名士李宽在石鼓山寻真观旁结庐读书，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经唐、宋、元、明、清各朝，书院屡经扩建修葺，韩愈、周敦颐、朱熹、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书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敬业堂、合江亭。
　　历史
　　原名李宽中秀才书院。唐元和中(806-820)李宽中于石鼓山寻真观结庐读书。
　　刺史吕温曾访之，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日记其事。宋至道三年(947)
　　宽中族人士真据其故事，复修书院，“会儒士讲学”其中。景?二年(1035)知州刘沅(一作刘阮)秦清仁宗皇帝赐学田及“石鼓书院”额，遂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其后，改为州学。谆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畴)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鼓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请朱嘉作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而要辨明义利，有志“为己之学”。时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3卷。七年林田井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补葺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40卷开庆元年(1259)毁于兵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提刑黄斡又置田35亩，“以赡生徒”。元仪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明永兵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新书信6间以待旅游学者，有礼殿祀孔子。乾张祠祀韩愈，张木式。天顺，弘治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嘉靖间，湛若水。至“石鼓”讲论“体认”之学，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浦以其为朱、张、湛、邹“过氏之地”，乃重整书院、扩建主静、定性二斋，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等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汀间辨》、《太极问答》等，“忘倦”达4年(1549-1552)。又请赵大洲、茅鹿门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万历四十的(1612)巡抚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昆”、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规模、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沦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明末毁于兵。
　　清顺治十四年(1057)，巡抚袁廓宇奏准修复，“复集诸生，岁时课艺”。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时七贤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正雅、余廷松、林学易、易廷彦、罗瑛、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援多为科举之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中学堂，三十一年改称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改为女子职业学校。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今辟为公园，尚有明清碑刻留存，有明新版《石鼓书院志》3种。
　　石鼓书院记
　　宋•朱熹
　　石鼓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其后，乃复稍徒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踪於此，遂废而不复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益厂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像，且纂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卷，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盖连帅林侯栗诸使者苏侯诩、管侯鉴、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费赍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后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书来曰：“愿记其实，以诏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学者，则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为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而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无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害，将有不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若诸生之所以学，而非若今之人所谓，则昔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语之详矣。顾于下学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讲其言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而无以蹈其实，然今亦何以他求为哉！亦曰：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于予言哉！